从清末开始，我国的军制逐渐转变为雇佣兵式的制度。湘军的作战勇猛，一度击败了太平天国的势力，这与他们获得丰厚的兵饷密切相关。古人云，“马儿跑得快，草料要喂多”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兵饷作为军队战斗力的保障，正是湘军强大的一大原因。要让军队保持战斗力，稳定的军饷供应便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，IM电竞,IM电竞官网,IM电竞注册,电竞投注平台,电竞博彩,英雄联盟竞猜而兵饷的掌控也意味着对军队的实际掌控。因此，清末时期，随着这种模式的兴起，军阀式的军队逐渐形成。
进入清末北洋军组建的时期，军饷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一个普通的步兵每月的军饷为4.5两白银，排长则可领到25两白银，相当于34块大洋；而一个营长的月工资则高达20两白银，还额外有140两白银的办公经费。如果将这笔钱折算到今天的购买力水平，一个营长每年的花销可能达到几十万元。
民初的冯玉祥，作为一位叱诧风云的军事人物，常常与部下分享自己从军的初心。然而，冯玉祥的志向并非完全出于报国情怀，而是为了通过参军挣得“两斤银子”。当时，两斤白银足够在顺天府的乡下买下一亩土地，而对于河北的农民来说，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是11两白银。
到时期，军饷的差距开始更加明显，形成了一个极为不均衡的局面。在1930年代初期，军队的军饷差异极大，军长的月薪为320块大洋，师长则为160块大洋，团长月薪120块大洋，营长为100块大洋，连长则是50块大洋。到了抗战时期，由于战时物资匮乏，开始发放国难饷，与此同时，法币的贬值也使得军饷缩水严重，士兵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，拖欠军饷成了常态。许多时候，欠款金额高达几十万，然而，这些拖欠的款项往往通过小额分期结算的方式解决，甚至一些杂牌军队一年只有几个月能发工资。
更糟糕的是，一些部队几乎不发军饷。例如，马鸿逵的部队就很少支付军饷，最多每名士兵每月发放3到5块钱的维持费和伙食费，而士兵们不仅要自己准备和马匹，很多时候还要依赖抢掠获得其他必需品。
最令人震惊的，莫过于法币的迅速贬值。从抗战初期，一个二等兵月薪只有7块法币，到了后期，工资似乎有了显著增长，涨到了月薪800法币。表面上看，这意味着薪水涨了100多倍，但实际上，由于物价飞涨，这些薪水已经远远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变化。例如，一次理发就需要200法币，而猪肉的价格则高达几百法币一斤。
到1944年，由于物价暴涨，军队的伙食标准已经下降到极为贫困的程度。为了应对高涨的物价，内地的军队三餐变成了两餐，每餐的菜肴也极为简单，三菜一汤的标准变成了简单的菜叶盐水汤，汤里甚至连油花都看不见。到了1947年，法币几乎成为废纸，1个连的生活费3.28万元，竟然只能购买3.4斤豆油。
然而，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到中高级军官的生活水平。他们通过“吃空饷”或走私等手段，依旧可以积累大量财富。即便是在新一军的精锐部队中，也存在大量吃空饷的情况。例如，1946年，新一军三十师的参谋洪淦棠在日记中提到，某个人事科竟然存在200名吃空饷的情况，而士兵们则可能几个月无法领到薪水。一些部队长官通过走私私盐等手段发财，甚至有些高级军官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，过得如富家翁一般。
在抗战期间，黄仁宇曾在他参与的第14师中记录到，虚报人数吃空饷的现象相当普遍，士兵们的战斗力逐渐下降，有的甚至私下将机枪卖给土匪，获得了7000大洋的回报。与此同时，部队内部腐败严重，士兵们过得十分困苦，而有实力的部队则通过这些手段维持了自己的生计。
当时，尽管军队表面上保持着80到100个军级单位，但实际上能发挥战斗力的部队并不多。只有那些有强大背景的将领，才能得到大量资源，发放军饷，供应食品，配备武器，进而培养出少数精锐部队。而没有背景的将领，甚至无法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。
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叹道：“士兵生活太苦，大家几乎都把入伍当作是进了监牢，简直等同于判死刑。”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高层将领的腐败，他们通过走私、盗卖公物等手段大肆敛财。1944年，陈诚在报告中提到，河南的军队的高级将领们，经常以抢购物资为名，进行公开走私，甚至通过与商人合作或利用公家的运输工具来私运货物。这些将领的赌博往往一输一赢数万元，甚至数十万元，而公物如汽油、骡马、武器、弹药等物资，也被任意盗卖。
